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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宋印章的淵源與走向
2020-07-24 11:49

摘要:文/孫慰祖隋唐制度是秦漢以后中國印章制度史上的又一個樞紐。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的官印,完全是隋唐官印體制的延續。北宋拱圣下七都虞候朱記隋唐的印制是兩宋印章的淵源。由于北宋在代表漢文化的地位上居于優勢,隋唐印制的形態規范至宋代已經成熟。少數民族在走向封建化的過程中都創制了自己的文字,并仿效唐宋制度行用…

文/孫慰祖

隋唐制度是秦漢以后中國印章制度史上的又一個樞紐。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的官印,完全是隋唐官印體制的延續。

北宋 拱圣下七都虞候朱記

隋唐的印制是兩宋印章的淵源。由于北宋在代表漢文化的 地位上居于優勢,隋唐印制的形態規范至宋代已經成熟。少數民族在走向封建化的過程中都創制了自己的文字,并仿效唐宋制度行用官私璽印。在這一民族文化融合的新階段,不同民族、不同階層的印章形態逐漸走向多元格局。

一、兩宋印章之淵源—唐官印模式

隋唐完成了中國印史上又一次制度轉變 , 這一轉變的核心內容是行政系統的官署公印替代先前的官職??;官員的任命憑證及等級標志不再由職官印章承擔;印章使用方式以鈐朱淘汰了封泥之制 , 由此形成了與此前秦漢印系迥然不同的形制、印文形態和管理制度。隋唐官印模式不是來自南朝,也不是一種激變,而是承接北朝的演變趨勢最終作出的制度確認。

開皇初年起,隋文帝楊堅在承襲北朝制度與傳統的基礎上,實行一系列改革。官吏等級與服飾制度相聯系,即是隋文帝時的新創。隨著等級標志和授官憑證功能的分離和轉移,官印所承擔的職能主要就是行使職務的憑信,與官吏個人的聯系疏解和轉移,這就為實行東晉末孔琳之所主張的“官用一印”,減少職官印、建立官署郡機構公印的改革提供了條件。這也是官吏制度和行政制度改革的內在要求。除了軍政兼職的節度使、經略使、安撫使等官印仍署官職名外,隋唐中央的省、部直到府、州(郡)縣印,完全轉為代表機構的公印 , 與以職官印為主的秦漢印系形成明確的性質區別。這是中國古代行政理念的一個進步,也是官印制度的進步。官印形態與官印管理的一系列相 應變化由此而起。

從廣義的官印而言,唐代官印體制存在兩個系統,即御璽 (寶)和百官印章。

御寶或曰國寶是官印的最高層次,各寶均有它們的用途,但相當程度上處于象征社稷皇權的地位,某些御寶的儀式性意義更為突出。

今天,我們已經無法找到隋唐時期的御寶遺存。因而,學者在形制、規格上的推論沒有實物可資佐證。在沒有更多實物遺存的情況下,我們對隋唐這一系統璽印形制的認識,仍主要來自于文獻。

唐代中央省、部到地方州、縣官署印章,以及部分職官印章,實際上是行使政務職能的工具,基本失去了官吏身份標志的性質。唐代百官印章形制、規格在文獻中缺乏完整的記載,《宋史·輿服志》僅追溯到唐官印質地:“唐制,諸司皆用銅印,宋因之。”然后說明宋制:“諸王及中書門下印二寸一分,樞密、 宣徽、三司、尚書省印方二寸。惟尚書省印不涂金,余皆涂金。節度使印一寸九分,涂金。余印并方一寸八分,惟觀察使涂金。”宋代典制相承唐代是其主體,這一套規范,對我們認識唐官印 形態,仍不失為考索的基礎。

從現存實物出發,唐代百官印章的形態已基本明確。

北宋 神虎弟二指揮弟三都朱記

從質地上說,唐代官印均為銅質,包括中書省這樣屬中央三省、主官為正三品的官署在內。唐代節度使、觀察使官印實物未見遺存。河北隆化出土的遼“契丹節度使印”為鎏金質, 北宋“康寧軍節度觀察留后印”亦為“涂金”, 看來其制當有更早的淵源。

就鈕制而論,文獻典籍并未對此有過系統說明。從實物來看,自省、部諸司到州、縣,官印已一體簡化為鼻鈕。

二、唐代印章的藝術風格

唐代已經進入楷書的全盛時期。在久已失去漢摹印篆記憶的背景下需要立即確立印文新規范,只能引入北朝墓志碑額一路小篆演化而來的體態。顯然,對稱、勻整的秦漢篆書結體規則為不衫不履、自由率意的風格所代替,方與圓的轉換有時具有出人意外的隨機性。同時,章法的疏密展縮也往往突破人們從漢晉印章中獲得的平衡寧靜的視覺習慣。初唐篆印官顯然還 難以迅速捉摸到新印制的設計規律。稚拙的書風正是這一時期 制作者尚未適應印文構圖所需要的篆法規范的表現。約在中唐時期,印文筆形的圓轉化形成定勢,流動活潑而又比較貫氣的書寫節奏開始呈現。不過結構上的自由疏散與章法上的漫不經意、隨勢而變仍然是基本的作風。以此為特征的隋唐印文形式的美學意義在于它表現了那一時代所能達到的自然水準而并無矯飾的成分,這就具有不同于兩宋時代的樸實、天真的情趣, 具有了“復歸于嬰兒”般的憨厚意味。

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和唐代以書取士的制度倡導,使書法藝術在唐代呈現空前繁榮的局面。篆書在書法領域中的地位也不再如此前的南北朝時期那樣冷寂。中唐時期以篆書擅長的集賢院學士李陽冰受到社會的尊崇,他自詡“斯翁之下,直至小生”,不是偶然的。反映了篆書一門隨著書法藝術整體地位的提高而獲得認同。李書被同時代人評為“有唐字寶”(舒元輿《玉筋篆志》),對當時和兩宋的影響十分深遠。有唐一代善篆書者尚有史準則、瞿令問等,皆有作品傳世。唐中晚期印風漸趨端穩,與其時名家篆書風氣的浸潤不無關系。“洞山墨君”“始封于鄫”等私印,以及唐五代書畫遺跡上的若干印記,力圖避免官印的自然浪漫的作風,印風趨于妥適平穩,篆法比較圓熟, 便體現出此種藝術氛圍的影響。

北宋 東關縣新鑄印

唐代私印篆書雖然離堂皇、妍美的境界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勻整的氣象已經表現出來。宋元時代大行其道的所謂“圓朱文”印風,在唐代開始醞釀。李陽冰為代表的名家篆書,顯然開始獲得主導藝術領域篆書風格走向的地位。北宋徐鉉、徐鍇的篆法與兩宋印風演變之間的關系,尤其證明了此種主導作用的存在。

三、兩宋官印制度及其示范意義

北宋建立后,鑒于唐末藩鎮跋扈的歷史教訓,大力強化中央集權,調整權力分配,重建統一制度,對機構亦有所改革。同時五代十國的紛雜印制也需要加以整肅。在乾德三年(965),宋太祖“詔重鑄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印。先是,舊印五代所鑄,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鑄印官祝溫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禮部鑄印官,世習繆篆,即《漢書·藝文志》所謂‘屈曲纏繞,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隨僖宗入蜀,子孫遂為蜀人。自是,臺、省、寺、監及開封府、興元尹印,悉令溫柔重改鑄焉”(《宋史·輿 服志》)。這是史籍記載的宋初重建印制秩序的背景與狀況, 同時對本朝的官印規格也確定了具體標準。

北宋 新浦縣新鑄印

北宋皇帝即位,自制了“受命寶”。初年還使用過“天下合同之印”“御前之印”“書詔之印”三種印章。作為歷代相沿的定制,“鎮國寶”“受命寶”和仿漢制六璽作為正式的“八 寶”。宋代御寶也沒有實物留存,對其各種情況的推斷也是基于文獻和現存的押印。

根據實際使用的需要,宋代還為雅好書畫的皇帝制作了一些其他印章,如年號印、御書印等,如趙佶的“宣和”“御書”,趙構的“紹興”“御書之寶”“睿思東闔”等印跡,多用方正平實的篆體。宋代皇帝的用印品類,比以前有所擴大,同時也推動了文人書畫用印的風氣。

北宋對不同等級官印制定不同印形大小的標準,并增加了鍍金一種,對隋唐簡化的印制做出了調整,官印的形制更趨規范。上海博物館所藏“康寧軍節度觀察留后印”是目前僅見有鎏金痕跡的北宋官印,證實了文獻中關于節度使、觀察使印鍍金的 記載。“軍”為兵、民、軍、政合一的行政區域,與州府并列。“節度觀察留后”系承唐代之制,地位次于節度使,后改稱承宣使。此印并有“政和五年八月少府監鑄”背款二行,時為1115年??钗捏w勢秀逸,筆意精致,在存世宋代印款中少見。

兩宋承隋唐制度,縣署官印也由中央政府鑄造?!端问?middot;職官志》記少府監有“鑄印篆文官二人”。由于有專人篆寫印文,制作標準明確,因而印文、印形矩度較唐代嚴密,印面大小、印體厚薄及鈕式也比較統一、穩定。

無孔橛鈕是北宋官印的典型形制,其特征是鈕身較厚,前后兩邊垂直,頂端削去兩棱,實際上是半圓形鼻鈕在工藝上的簡化。至南宋,鈕體更為寬厚,晚期尤甚,頂部斜削棱角的形態已不明顯,基本上呈平頂狀,這是區別兩宋之間鈕式風格的參考標準。北宋印文空腔較深,故相應的印臺較厚,在 1.5—1.9 厘米之間。

南宋  建炎西子縣酒稅之印

南宋印制一仍舊貫?!端问?middot;輿服志》記宋廷南遷后“有司印記多亡失,彼遺此得,各自收用。尚方重鑄給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號以別新舊,然欺偽猶未能革。”遂在乾道二年(1166),禮部收回各印,更鑄新印。存世南宋建炎年間頒鑄的官印有“建炎諫官之印”“建炎宿州州院朱記”等,說明重鑄官印確在南渡初已經開始。印文中含有年號,即為當時區別舊印的舉措?,F存官印背款刻有的年號有建炎、紹興、開禧、 嘉定、淳祐、景定、德祐等,說明南宋一朝官印的鑄作始終是延續的。

四、印風格局的多元演化——遼、西夏、金時期印 制的創立及其漢化

遼、西夏、金創制了民族文字,并力求貫徹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三朝的歷史、地理條件有所不同,在印章中反映出來的 各族文字使用狀況也并不一樣。但在整個民族走向封建化的過程中,印章制度與規范同樣呈現出與漢族傳統相融合的特點,而各 族文化發展的程度與特征也充分體現其中。各族政權印制的創設及其遺存至今的實物,豐富了中國古代璽印體系的歷史內涵。

遼代官印

南宋  宜州管下羈縻賓州安??h印

契丹族建立的遼朝,自五代時起,至南宋中期西遼亡,延續達三百余年。

契丹立國后,由于社會發展的推動和主體意識的喚起,在神冊五年(920)由耶津阿保機的從侄耶律突呂不和耶律魯不 古及一些漢族知識分子創制契丹大字,后又由耶律阿保機之弟耶律迭剌創制了契丹小字,與漢字同時流行于契丹統治的區域。遼統治階層要實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不能無視漢文化及漢字深厚的社會基礎,因此其建國后實行“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的方針。遼代官印中使用本族文字與使用漢字兩種規范并存,即反映了此種施政策略。

遼的制度,仿效唐代因素是主要方面,在長期與北宋對峙 的過程中,又受到宋朝典制的影響。因此,其所制作的漢字官 印具有五代和北宋的風格因素。在創制本族文字以前,契丹族已使用漢字官印,《遼史·儀衛志·符印》記載:“約尼氏之世,受印于回鶻。至伊蘭汗乃請印于唐,武宗始賜‘奉國契丹印’”。這是受印于回鶻與唐。在遼太祖主政后,開始自行頒發印信。同書載:“太祖神冊元年 (916),梁幽州刺史來歸,詔賜印綬。” 又載“南北王以下內外百司印,并銅鑄”。遼官署印及職官印 皆用銅制已為存世實物所證明。

《遼海印信圖錄》著錄寬甸縣出土的一方契丹字官印,背 款為契丹大字。類似刻有背款的尚有多件。也有未刻背款的, 但印文特征明確。以契丹文字仿照漢字“九疊篆”體勢入印, 是遼代官印形制以宋官印為模式的鮮明體現。

在契丹字官印中,也發現了文字不加曲疊的契丹大字官印, 其印體、鈕式也是仿五代、北宋風格。這類官印為遼早期制作。

契丹官印形制標準尚不嚴格,有的邊長達 6.5 厘米以上, 印邊亦略加粗,文字筆形趨于平直化,這一風格已開金代官印 的先河。印鈕形式以橛鈕為特征,有的印臺或另有一層臺階, 或呈斜坡狀,為遼官印所特有。

金滅遼后,契丹大、小字又與漢字及金代創制的女真字一 度并行于金朝境內。明昌二年(1191),金廢契丹字,契丹字 在明代遂成難以釋讀的死文字。目前僅能利用其與漢字、女真 字的對譯,釋出一些零星的文字和年號。

西夏官印

黨項族元昊1038年建夏,在此之前由大臣野利仁榮創制西夏文字。寶義二年(1227)西夏被蒙古所滅,但至元代,西夏文仍在部分地區使用。目前所發現官印最早者為大慶元年 (1036),時在其建國前二年。

西夏 首領

西夏官制并不繁復。見于官印則大部分僅鑄“首領”二字, 少數為四字、六字的官印,其內容有“某地糧官專印”“工監專印”等,有的官名前或后并附有姓名。西夏官印性質仍為職官印,這也體現出西夏官印體制的滯后性。當時黨項族正由氏族社會 向封建制發展,印章中亦保留著部落制的某些痕跡。其官印大多鑿有西夏文背款,基本格式是:右行為年號,鈕頂刻“上”字,左行為受印者姓名。此種格式與宋官印有所不同,但背款采用正體而不加篆化,又反映了其仿照宋制的基本方面。

西夏 工監專印

西夏文字由點、橫、豎、撇、捺、拐、提等基本點畫構成,在西夏官印中則仿宋“九疊篆”規則將文字點畫加以平直化曲疊,成一種篆化的形態。官印以白文為基本形式,外加邊欄, 布局充盈印面,字腔鑄得很深,構成了西夏官印的特色。

西夏印偶見朱文正體形式,如“監”“官”, 都屬于通用性的官署印記。“官”印存有鐵質長柄、可納入印體,聶鴻音認為其意為“公家的”,是烙于牲畜上的標記。

金代官印 

遼—金 松山州商稅務之印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繼遼而起,天會五年(1127)金滅北宋后、與遷都臨安的南宋對峙,長期統治北方。女真族早期沒有自己的文字,曾以在征戰過程中獲得的北宋、遼官印為憑信。金太 祖滅遼、北宋,也使用舊朝的御寶。

正隆元年 (1156) 針對各地混用舊印的狀況,朝廷不得不對官印制度作出規范。金的官印制度由此奠定。但女真族曾經處于遼的統治下,長期借用契丹字。女真字也是以契丹字為基礎拼寫女真語言而形成的,女真字、契丹字和漢字并行較長時期, 故其早期鑄行的本朝官印,一部分使用契丹字。在金取得北方大片地區后,為了對漢族官民實行管理,鑄行的大多是漢字官印。這是金代官印的一個特點。

金 行軍萬戶垣字號之印

金官印采用九疊篆入印,印文風格曲疊綿密,筆畫轉為方折,文字大多成為橫豎筆畫的平行排列。

金代官印印形進一步增大,邊長從4—10厘米各不等,背款上所記頒鑄機構則有少府監、禮部、行宮禮部及各州行部和 各路、府、州,鑄印各自為政,官印的形制統一難乎為繼。此時期部分官印開始出現編號,大約與此種印出多門的現象有關。其后元明清官印逐步完善這一做法,每印有統一的序號,使古 代官印管理方法更為嚴密。

五、兩宋時期印章的藝術風格

兩宋是印文走向精熟的時代。在我們領略了古璽中某些精 巧的類型和漢印中表現機智和功力的作品之后,再來審視如“齊王國司印”“金山縣印”一類風格,無疑是一種輕松的視野轉換??侦`、率意、質樸的氣息,使人感到清新可喜。

北宋 馳防指揮使記

北宋中后期,官印文字漸增盤曲,如熙寧三年(1070)“平定縣印”、元豐四年(1081)“東南路第十二副將之印”、元祐五年(1090)“雄節第一指揮第三都朱記”等,筆畫都見互相串聯,為充盈印面而增加疊筆的現象漸為明顯。官印邊欄加粗成為時代推延的重要標志之一。

相比南宋和金朝,北宋印文重復曲疊的筆畫尚不甚多,筆 勢仍具圓活的韻味,筆畫在勻整中而富有流動的節奏,沒有明 顯的字與字之間的刻板界限,所謂“九疊文”的沉悶格局在此 期尚未形成。

北宋 永定關稅新記

宋南渡后,風格繼續演進。建炎、紹興年間的印文體態工穩嚴謹,筆畫排置勻落,線條細潤,總體上保持了轉折而有圓意的體勢,紹興二十四年(1154)所鑄“宜州管下羈縻都黎縣印”為此期的代表風格。為求嚴密而反復曲疊筆畫的現象在南宋官印中漸見突出,以至于形成一片綿密塞實的格局,如鈐于《淳化閣帖》上的南宋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印即為典型之例。內府用印和中央的三省印,實際上是官方鑄作觀念的風向標?;兆谮w佶的“御書之寶”、高宗趙構的“御書”印已是縝密之風的示范,至此終于出現世稱“九疊篆”的風格。“九疊”之 “九”乃言其多,在具體印文中則根據布局的需要加以曲疊。印文的書法意味為程序化線條分配所淹沒 , 官印呈現的是一目了然的理性規則。這一風格被金、元二朝看作是宋官印的模式, 鑄印官又進一步將此種模式推向極致,有的筆畫甚至曲疊十余 重之多。“九疊篆”遂成為中國璽印文字中又一具有強烈裝飾風格的體式。

淳祐、景定、德祐等晚期的制作開始出現草率的跡象,文字盤錯,平正的風格又趨弱化。南宋水軍及禁軍官印集中出土于澉浦,表明系當時情勢急劇變化,為退守而集中棄埋。此地所出晚期諸印的疏散風格,亦折射出當時宋皇朝的一片衰象。

兩宋時期上層文人的印章,與崇尚輕便、簡樸的一般民眾用印具有不同的制作理念。在傳世書畫名跡上很難尋覓到楷書印記的蹤影。宋元時代楷書私印反映了民間要求變革繁褥印風的主張。晚唐五代的朱記已出現隸化、楷化的趨向。這一印式在宋元民間 私印中發展為普遍的風氣。“沙隨程迥”瓷印是兩宋時期的典型 作品。后者為南宋景德鎮窯青白瓷燒制,印主程迥并見于《宋史·儒林列傳》,原籍沙隨(今河南寧陵縣北),于南宋隆興元年(1163)登進士,歷官泰興、德興、進賢、上饒等地。此印 的文字、鈕式、制作都堪稱精美,是南宋瓷印的斷代標準品。

兩宋時期私印的風格取向是多源的,無論是受到當時官印 風格的浸潤,還是承接唐代印法遺韻,抑或遠追秦漢,都表明士大夫文人對于印章審美產生了自覺的個性化追求,而不僅僅關注印文的內容及其實際功用。這是整個社會用印風氣轉盛態勢下的必然現象。民間使用的憑信,則終究要尋求簡便而易于 普遍接受的樣式,這是與自覺的藝術創作不同之處。

中國璽印的藝術風格在主觀選擇中孕育變革。中國印章史已經走到了文人藝術家獨立創作時代的前夜。

責任編輯:張茜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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